聚众斗殴罪相关问题

      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无统一规定，部分法院先后制定了指导本地司法实践的内部规范性文件，但因其相互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因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相关案件间“同罪不同判”的问题。

      （二）本文观点

      本文赞同上述第二种观点，即构成聚众斗殴罪需双方参加斗殴的人数均达到三人以上方可，值得注意的是此处并非指构成聚众斗殴罪的人数，而是只要双方参与了斗殴的人数达到三人以上，按照法律规定，其中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即可构成此罪。理由如下：

      1. 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依据文义解释的方法理解聚众斗殴罪的主体构成，但由于文义解释方法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导致其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合适也值得商榷。

      2．从立法本义的角度，聚众斗殴罪所要打击的对象是严重影响公共场所秩序的犯罪，其范围应当限定为双方（或多方）均为三人以上参加殴斗的行为。

      3．对于“只有一方是三人以上参与斗殴，另外一方不足三人”的情形则可根据具体的犯罪情节、危害后果按照其他罪名定罪量刑，如果未发生轻伤以上结果甚至不需用刑法加以调整。

      司法实践中，对于上述情况如不按照聚众斗殴罪处理，是否有轻纵犯罪之嫌。本文认为不然，对于相关案件可依据刑法中的其他条款加以调整。具体而言，应视以下情况而定：若发生轻伤以上的伤亡后果，应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按照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及客观行为以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若未发生轻伤以上后果，则应查明被告人是否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中的“在公共场所出于耍威风、无端生事等事由而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等情节，进而依据寻衅滋事罪进行准确地定罪量刑；若未发生轻伤以上结果，且不存在前述“寻衅滋事”之情形，则仅需以治安处罚法等行政法规予以调整。

      二、聚众斗殴转化性质的认定

      （一）学界及司法实践争议

      根据刑法第二百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关于此条规定的“致人重伤、死亡”转化的性质，理论界及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争议。

      （二）本文观点

      本文认为，聚众斗殴的“致人重伤、致人死亡”不属于法律拟制而是注意规定，即应当结合案件具体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客观行为等对行为性质加以判断，而非简单地以伤亡结果论。

      1．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的区别

      简言之，若聚众斗殴的“致人重伤、致人死亡”为法律拟制性规定时，则只要在聚众斗殴的过程中发生伤亡结果，则行为性质直接、无条件地转化为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若为注意规定，则仍需结合行为人的主客观两方面加以判断其行为是否转化。

      2．本文认为该条款为注意规定的理由

      首先，将该条款理解为法律拟制违背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理论中关于“主客观相一致 ”的基本理论。我国刑法的基本理论是犯罪构成学说，即判断行为人行为是否有罪、所犯何罪需考量四个方面，即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因而，所谓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即便是作为转化后的罪名也应当具备伤害、杀人的主观心态。如果在聚众斗殴的犯罪过程中发生伤亡时，完全不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完全以实际发生的结果定性行为的性质则无异于客观归罪，严重违背我国刑法的基本理论。

      其次，任意扩大法律拟制的适用范围背离我国刑法原则中的谦抑性原则。随着社会经济、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这一价值观逐渐得到学者、立法者的重视和倡导。人们越来越理性地认识到，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团结，不仅依靠刑法打击犯罪“严”的一面，更应该发挥其以人为本“宽”的一面。具体到聚众斗殴罪中的这一转化规定的性质，若任意泛化法律拟制的适用范围，而将其认定是法律拟制条款，则面临着法定刑由原来聚众斗殴罪中的最高刑为十年有期徒刑骤升至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中最高刑的死刑。针对聚众斗殴罪中犯罪主体年轻化的特点，这种不问主观心态的法定刑提升无疑是不适当的，这种观点不仅与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违背，更使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这一现代刑法学上的价值观无从体现。

      再次，聚众斗殴转化为故意伤害还是故意杀人应依据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等确定，而非依照实际发生的危害结果而简单地对应伤害或杀人的罪名。简言之，如果行为人是以伤害的故意继而实施了致死行为，即便发生了死亡结果，其行为也应定性为故意伤害罪；反之，行为人是以杀人的故意实施了犯罪行为，即便只发生了重伤的结果，其行为也应定性为故意杀人罪。至于行为人主观故意及其实施行为性质的判断，在司法实践中应严格依据具体案件的证据综合认定。

      三、聚众斗殴罪中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主体的范围

      目前我国刑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甚少，且多为指导性、原则性规定，甚至理论界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本身就尚未形成通说，更何谈聚众斗殴罪中的诉讼赔偿主体问题。但随着聚众斗殴罪及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数量的日益增多，若各个法院无法在司法实践中达成共识，以做到罚当其罪、同罪同罚，必将影响司法的权威性，恐不利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囿于篇幅，本文将着力讨论相关司法实践中经常触及的两个问题，即聚众斗殴的一方对于另一方是否是有权利要求附带民事赔偿；本方的聚众斗殴行为人之间是否是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主体。其实这两个问题的实质是关于聚众斗殴犯罪中附带民事诉讼赔偿主体不同层面的问题，即外部赔偿问题和内部赔偿问题。本文将对其逐一分析，试就这两个问题得出符合立法本义兼顾司法现实的结论。

      （一）聚众斗殴外部赔偿问题

      本文不赞同否定说的观点，本文认为，即使是聚众斗殴罪不转化的情况下，聚众斗殴的一方仍可要求另一方进行附带民事赔偿。首先，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构成聚众斗殴罪就免除附带民事赔偿义务”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附带民事诉讼提起应系“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第一条进一步明确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系“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由此可见，只要是己方由于对方聚众斗殴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就有权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要求对方予以赔偿。

      其次，仅因各方参加聚众斗殴犯罪而否认其相互间主张民事赔偿的权利会造成当事人之间民事责任分配的不公。刑事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过错既会影响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同时也会影响其民事责任。而被害人的过错，通说认为，既包括违法行为，也包括犯罪行为。换言之，即使在双方的行为均构成犯罪（当然包括双方均构成聚众斗殴罪）的情况下，允许其各自相对于对方有权要求赔偿有助于按照过错大小合理分配双方的民事责任。举例说明，在聚众斗殴罪中，若甲方各被告人因持械被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乙方各被告人为典型的聚众斗殴犯罪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甲乙双方均有轻伤结果发生。如果此时依据否定说的观点，由于甲乙各方“主观上均明知是在参与斗殴，有可能伤害对方或者被对方所伤害，以及造成财物毁损的结果，其仍参与斗殴，如果发生伤害、损害的后果，包括轻伤、轻微伤等，在其意料之中”，从而否定了双方主张民事赔偿的权利，则势必会导致在民事责任分配上对乙方不公的后果。而在处理聚众斗殴罪的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中，如果按各被告人的刑事过错大小来合理分配其相互之间的民事责任比例，不仅符合设置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初衷，实现民事赔偿填平补齐的基本原则，亦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

      （二）聚众斗殴内部赔偿问题

      第二，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在聚众斗殴犯罪中，本方的行为人之间不存在所谓的附带民事赔偿权利和义务。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赔偿权利人是指“因侵权行为或者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扶养义务的被扶养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赔偿义务人是指“因自己或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就是说必须是由于自己的犯罪行为给对方带来财产损失的情况下，对于对方才涉及到民事赔偿的问题。本文认为，此处的“犯罪行为”应当严格界定，不能随意按字面的理解而扩大解释。在聚众斗殴犯罪中，只有相对于对方当事人时，才能谈到“犯罪行为”，而对于本方的各被告人，其相互之间是出于“为报复他人、争霸一方或者其他不正当目的”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同普通的共同犯罪一样，各被告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实质上是针对对方当事人的一种整体行为，不可分裂开来。而在谈到民事责任时，也只有在对于其他人构成犯罪时才符合附带民事赔偿义务主体，因此本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赔偿根本上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