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案例第226号：
掌推他人致其头部碰撞造成死亡应如何定罪量刑
时间:2011-9-29 14:36:17 来源:故意伤害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 | 大 中 小大 中 小大 中 小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罗靖，男，1976年2月18日出生，仫佬族，无业。因涉嫌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于2002年2月18日被逮捕。
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罗靖犯故意伤害罪向恩平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恩平市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2年2月12日(正月初一)下午7时许，被告人罗靖与他人在恩平市圣堂镇马山果场同乡莫庭友家聚会饮酒。晚9时许，罗靖又与他人一同到果场办公楼顶层客厅内打麻将，莫庭友站在旁边观看。由于罗靖在打麻将过程中讲粗话，莫庭友对罗靖进行劝止，二人为此发生争吵。争吵过程中莫庭友推了一下罗靖，罗靖即用右手朝莫庭友的左面部打了一拳，接着又用左手掌推莫庭友右肩，致使莫庭友在踉跄后退中后脑部碰撞到门框。在场的他人见状，分别将莫庭友和罗靖抱住。莫庭友被抱住后挣脱出来，前行两步后突然向前跌倒，约两三分钟后即死亡。经法医鉴定，莫庭友后枕部头皮下血肿属钝器伤，系后枕部与钝性物体碰撞所致，血肿位置为受力部位。莫庭友的死因是生前后枕部与钝性物体碰撞及撞后倒地导致脑挫伤、蛛网膜下腔出血所致，其口唇、下颌部及额下损伤系伤后倒地形成。案发后被告人罗靖自动投案并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经过。随后其家属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协议。
被告人罗靖辩称自己的掌推行为只是争吵中的一种本能反应，不是想故意伤害被害人，自己的行为不应构成故意伤害罪。
恩平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罗靖故意掌推被害人莫庭友致其后脑部碰撞木门边后倒地形成脑挫伤、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告人在对被害人作出拳击掌推的行为之前虽确实没有预见到其行为会导致被害人碰撞门边倒地死亡的严重后果，但被告人的掌推行为仍是在其意志支配下所故意实施，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且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与被告人的行为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被告人主观上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以及致人死亡的过失，符合故意伤害(致死)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故意伤害(致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辩称其掌推被害人并非出于故意，其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的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鉴于被告人犯罪后自首并积极赔偿死者家属的部分经济损失，可对其减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于2002年5月17日判决：被告人罗靖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一审宣判后，在法定期间内，被告人罗靖未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也未提出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主要问题
1、本案被告人的掌推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2．如何分析故意伤害（致死）罪的犯罪构成中的主观罪过形式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被告人罗靖的行为如何定性，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罗靖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理由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可以表现为复杂的罪过形式，即伤害他人的故意和致人死亡的过失两种罪过形式的叠加。本案被告人罗靖在对被害人掌推时，其主观上完全能够认识到其行为可能会伤害被害人的身体健康，但仍故意实施了掌推的伤害行为。被告人实施了故意伤害行为在先，并由此直接导致被害人头后枕部与门边碰撞，进而倒地形成脑挫伤、珠网膜下腔出血，发生死亡。被告人的故意伤害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间接因果关系。被告人在实施故意伤害行为时，主观上虽不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但对被害人的死亡却具备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的过失心理态度。被告人的行为符合故意伤害（致死）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故意伤害（致死）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罗靖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致死）罪，而应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理由是：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表明，依据该款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必须首先足“犯前款罪”，即具有故意伤害行为且使被害人的损伤达到轻伤以上构成故意伤害罪。本案中被告人的掌推行为并不能直接使被害人的损伤达到轻伤以上，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犯前款罪”的要求，不能以故意伤害致死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被告人罗靖与被害人系同乡，平时关系很好，又是在过年一起聚会饮酒、打麻将过程中发生争吵推打，被告人对被害人掌推时不可能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其主观上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的发生表现为过失的心理态度，即应当预见到其行为可能会造成被害人死亡，但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且客观上被告人的掌推行为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所以应按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
第三种意见认为，罗靖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本案不能确认被告人的掌推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从本案的实际情况看，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被害人大量饮酒，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掌推行为，被害人被被告人推打后碰撞门边以及跌倒等都是被害人死亡的原因，以上几个因素相结合共同导致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法医鉴定书认定被害人的死因是生前后枕部与钝性物体碰撞及撞后倒地所导致酌脑挫伤及珠网膜下腔出血所致，即不能排除大量饮酒、倒地碰撞等与被告人的行为无直接关联的因素是被害人死亡的原因，也不能认定被告人的推打行为及所导致的碰撞门边是被害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无法认定被告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要求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负刑事责任没有客观依据，其行为应不构成犯罪。
三、裁判理由
原审判决最终采纳了第一种意见，即被告人罗靖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情节追究其刑事责任。理由如下：
（一）本案被告人的掌推行为属于故意伤害行为
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对没有产生轻伤以上后果的一般殴打行为，是不能以故意伤害罪论处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能否以行为人的殴打手段是否足以使被害人受到轻伤以上的后果来作为判断行为人的行为是不是故意伤害罪所要求的故意伤害行为。我们的看法是否定的。故意伤害罪是结果犯，只有产生轻伤以上的后果才负刑事责任，且伤害后果越重，承担的刑事责任就越大。拳打脚踢掌推是一般殴打最常见的手段，如打击力量不大、打击的不是要害部位，不是连续性打击且打击相当有节制，通常情况下，一般都不足以直接导致被害人产生轻伤以上的后果，依法不需负刑事责任，但这并不说明一般的殴打行为的性质就不是故意伤害行为。事实上，一般的殴打行为仍然是故意伤害的行为，只不过伤害的结果未达到法定的程度而无需负刑事责任。虽然只是一拳一脚一掌的轻微殴打行为，打击力量不大，打击部位并非要害，但如果该行为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能够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的后果，对此，行为人仍应承担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如殴打他人致人跌倒磕在石头上引发重伤、死亡后果，殴打特异体质的人引发重伤、死亡后果等。除非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纯属意外事件所引起或者可以明显排除殴打行为与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司法实践中，一般的推搡行为由于不具有明显的伤害故意不能被视为刑法中的殴打行为或伤害行为，即使该行为意外致人重伤、死亡，也不能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就本案而言，被告人罗靖的掌推行为已非一般的推搡行为所能包容。首先，其掌推行为系发生在与被害人的争执对打当中；其次，其掌推行为是其拳打之后的连续行为，伤害的故意连贯于其中，且力度很大，否则不足以导致被害人身体失控，头部发生碰撞；第三，在一定的情形下，即便一拳一脚一掌，同样可以致人伤害甚至死亡。本案被告人罗靖的掌推行为，打击部位虽非要害，但力度之大，已客观地造成被害人身体失控而后退，造成头后枕部与门边碰撞，进而倒地形成脑挫伤，珠网膜 下腔出血，发生死亡。因此，该行为属于故意伤害行为。值得指出的是，对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犯前款罪”，应理解为有伤害的故意和行为即可，不能机械地要求故意伤害行为直接造成的损伤程度必须达到轻伤以上。因为通常情况下，故意伤害直接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往往并不存在先有一个轻伤害的犯罪前提。同时，在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中，对已经死亡的被害人一般是无法也不可能再去评定最初（死亡前）的伤害程度是否达到轻伤以上。
（不能以行为人手段是否是以使被害人受到轻伤以上后果作为故意伤害罪的认定标准。故意伤害罪是结果犯、伤害后果越重，承担刑事责任越大）
（二）被告人的掌推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罪责自负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它的基本含义是：一个人只能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其造成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当危害结果发生时，要使某人对该结果承担责任，就必须查明他所实施的危害行为与该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是在危害结果发生时使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我国刑法虽没有直接规定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但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在刑法理论与实务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对刑法因果关系中的不少问题，理论界、司法界均存在不少分歧意见，但主张以辩证唯物主义因果关系理论来指导与解决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则是普遍的共识。刑法因果关系具有客观性、相对性与绝对性、条件性和具体性等特点。因果关系一般表现为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内在的、必然的、合乎规律的联系，即必然因果关系。有时虽然行为本身不包含产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必然性（内在根据），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偶然又有其他原因介入其中，由后来介入的这一原因合乎规律地引起了这种危害结果。这种情况下，先行行为与最终危害结果之间即表现为偶然因果关系。任何刑事案件的因果关系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因此，在审查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时，一定要从危害行为实施时的时间、地点、条件等具体情况出发来考虑。本案中被告人对被害人的掌推行为本来不会产生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但先前的危害行为直接导致了被害人头部与门边碰撞及撞后倒地，这两个原因的介入又引起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被告人的推打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即表现为偶然因果关系。把被告人的推打行为与其所直接导致的碰撞门边及撞后倒地死亡这些存在客观联系的前因后果简单割裂开来的看法是一种机械的观点，是对刑法因果关系的曲解，不是我们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某人故意实施某种危害行为，在其发展过程中，偶然与其他原因相交错，由后者直接引起危害结果的，对行为人应当按照其所故意实施的行为性质定罪，把偶然结果作为量刑情节予以适当考虑。如本案中被告人的推打行为因偶然原因的介入导致了被害人死亡，死亡结果只能作为追究被告人的故意伤害罪的量刑情节来考虑。这一点在我国刑法第三百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已有明确规定。
（三）故意伤害致死可以表现为复杂罪过形式，即行为人具有伤害的故意和致人死亡的过失两种罪过形式
复杂的犯罪构成又称混合的犯罪构成，指刑法条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诸要件有复合情况的犯罪构成。其特点在于构成要件是重叠的，有两个客体、两个行为、两种罪过形式，且这些犯罪构成并非可供选择，而是缺一不可、均须具备。复杂的犯罪构成包括行为复杂的犯罪构成、罪过复杂的犯罪构成和客体复杂的犯罪构成。罪过复杂的犯罪构成，也即包括两个罪过形式的犯罪构成。其特点是，具备两个罪过形式才能构成该种罪，同时，虽然具有两个罪过形式却又不是两个犯罪。如本案中的故意伤害（致死）罪，即可包含伤害他人的故意和造成他人死亡的过失这两种罪过形式。虽然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故意伤害（致死）罪中的致人死亡可以是过失的，但从故意伤害（致死）罪与故意杀人罪在犯罪构成上的区别是很容易得出这一结论的。两者区别的关键是故意杀人罪希望或者放任死亡结果发生；故意伤害（致死）罪只希望或放任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结果发生。因此，如果故意伤害（致死）罪中的致人死亡是故意的（不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那么它将转化为故意杀人罪，而不能以故意伤害罪定性。
本案中被告人罗靖在实施掌推行为时，其对危害结果的故意范围是什么呢这就要从被告人和被害人的平日关系、犯罪的起因、打击的手段与部位等因素入手进行分析和判断。本案被告人和被害人平时关系非常好，又是在过年同乡欢聚一起饮酒打麻将的时候，因酒后小事争吵才打了被害人左面部一拳，又推了被害人的右肩部一掌。因此，被告人在实施拳打掌推行为时是不可能希望或放任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的。但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其应当预见这种结果可能发生而没有预见，因此其对被害人的死亡结果的发生是有过失的。被告人在推打被害人时具有伤害的故意，但对因此导致被害人头撞门框，进而跌倒死亡却是过失的。在这种复杂罪过形式中，虽然故意罪过所引起的危害结果轻于过失罪过引起的危害结果，但综合整个犯罪构成来看，故意罪过是主要的，过失罪过是次要的，因此，只能根据故意罪过确定其为故意犯罪。因此，对本案被告人应以故意伤害（致死）罪定罪量刑。
（执笔：广东省恩平市人民法院谢建华
审编：杜伟夫）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案例第221号：被告人对事实性质的辩解不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
时间:2011-12-26 16:50:32 来源:故意伤害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 | 大 中 小大 中 小大 中 小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姜方平，男，1978年1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1年7月21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2月19日又因涉嫌犯私藏枪支罪被逮捕。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姜方平犯私藏枪支罪、故意伤害罪，向柯城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柯城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
1997年6月21日晚6时许，被告人姜方平与叶小明、叶春古(均在逃)在航埠镇姚家村姚水良供销店门口遇到与其有宿怨的姜志清，双方发生争执。姜方平即拔出随身携带的刀朝姜志清左、右腿、腹部等处连刺数刀。经法医鉴定，姜志清所受损伤属轻伤。
2001年7月15日晚，被告人姜方平得知与其有过纠纷的郑水良当日曾持铁棍在航埠镇莫家村姜金木家向其父姜良新挑衅后，便前往郑水良家滋事。因郑水良不在家，姜方平便返回，并从路过的叶小飞家的厨房内取了一把菜刀藏于身后。当姜方平行至该村柳根根门前路上时，郑水良赶至并持铁棍打姜方平，姜方平即持菜刀与郑水良对打，并用菜刀砍郑左手腕关节，姜方平也被随后赶至的郑水良之女郑华仙砍伤。经法医鉴定，郑水良所受损伤属轻伤。2001年7月17日，被告人姜方平在医院治疗期间，委托其姐姜素芳代为向公安机关投案。
2001年11月初，被告人姜方平从其朋友处拿了一把自制左轮手枪及改装的子弹6发，并将之藏于其借住的衢州市区崔家巷2号305室的厨房内。同月11日夜11时许，柯城公安分局下街派出所民警在检查出租私房过程中，将该手枪及房内的大量自制刀具等查获。经鉴定，该枪支系发射弹药的枪支。
一审庭审中，被告人姜方平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私藏枪支和伤害姜志清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辩解其伤害郑水良是在受到被害人郑水良一家围攻殴打时才拔刀还击的，属正当防卫。
柯城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姜方平违反枪支管理规定私藏枪支，其行为已构成私藏枪支罪。姜方平故意非法损害他人健康，致两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因被害人郑水良在本案中亦有较大过错，可相应减轻姜方平的罪责。姜方平虽然在航埠莫家村伤害案件中能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在庭审时翻供，不能认定为自首。姜方平犯有数罪，应数罪并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之规定，于2002年4月22日判决：被告人姜方平犯私藏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一审宣判后，姜方平不服，向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称原判认定事实有误，其是在被郑水良、郑华仙等人围打时，出于自卫才用菜刀砍郑水良的。辩护人认为上诉人姜方平是在郑水良先用铁棍打其时，为避免自己遭受进一步伤害才用菜刀砍伤郑水良的，其行为应属正当防卫，且有自首情节。请求对其从轻处罚。出庭二审的衢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原判对上诉人姜方平非法持有枪支的犯罪行为的定性有误。建议依法判处。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诉人姜方平为报复而持械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两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辩护人认为上诉人姜方平2001年7月15日的伤害行为属正当防卫，根据本案的事实，上诉人姜方平在得知原与其父有过纠纷的郑水良对其父亲实施挑衅后，即四处寻找郑水良并准备菜刀蓄意报复，其事先就存在着斗殴故意，之后亦积极实施伤害行为，故上诉人及辩护人就此所提的辩解、辩护意见与法律规定的正当防卫不符，不予采纳。但被害人郑水良在本案起因上有较大过错，可据此对上诉人姜方平的故意伤害犯罪酌情从轻处罚。上诉人姜方平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其行为又已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原判对上诉人姜方平的该犯罪行为定性不当，应予改判。上诉人姜方平犯有数罪，应依法并罚。上诉人姜方平在委托其姐就2001年7月15日的故意伤害事实代为向公安机关投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两次故意伤害犯罪，在一审庭审时，虽对2001年7月15日故意伤害他人的原因有不同供述，但其对实施伤害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等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仍予供认，可认定其系自首。上诉人姜方平及其辩护人关于此的辩解、辩护意见成立，予以采纳。上诉人姜方平在1997年10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实行前后分别实施故意伤害犯罪，系连续犯罪，应适用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其一并处罚。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八条第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02年7月8日判决如下：
1．维持柯城区人民法院(2002)衢柯刑初字第101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中对上诉人姜方平故意伤害罪的定罪部分；
2．撤销柯城区人民法院(2002)衢柯刑初字第101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中对上诉人姜方平私藏枪支罪的定罪及量刑，对上诉人姜方平故意伤害罪的量刑以及对上诉人姜方平的决定执行刑罚部分；
3．上诉人姜方平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
二、主要问题
1．如何区分私藏枪支罪与非法持有枪支罪
2．基于斗殴故意反击对方的是否属于正当防卫
3．被告人对事实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如实供述的成立
三、裁判理由
（一）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条件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的行为应定非法持有枪支罪
在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中，非法持有枪支与私藏枪支是选择，两种罪名既有相同点又有区别。相同之处是：1、两者都是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律的行为；2、行为人都是没有资格配备、配置枪支的人员；3、行为人都持有枪支。但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主要是主体资格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三款的规定，非法持有枪支指不符合配备、配置枪支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持有枪支的行为；私藏枪支指依法配备、配置枪支的人员，在配备、配置枪支的条件消除后，违反枪支管理法律、法规的规定，私自藏匿所配备、配置的枪支且拒不交出的行为。可见，私藏枪支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行为人先前具有配备、配置枪支的资格，而非法持有枪支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两者的区别还在于，根据司法解释的精神，私自藏匿枪支者如果事后能主动交出或经教育后即主动交出的，一般不定罪，而非法持有枪支者无论是否主动交出均构成犯罪。本案中，被告人姜方平属于一般主体，其先前并无配备、配置枪支的资格。故对姜方平的行为应以非法持有枪支罪定罪处罚。
（非法持有枪支与私藏枪支的区别）
二、基于斗殴故意实施的反击行为不能认定为正当防卫
根据刑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正当防卫是指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正当防卫是合法行为，防卫人在实施防卫行为时主观上必须具有正当防卫的目的，既必须是为了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实施。防卫目的的正当性是确保防卫行为合法性的要件之一。理论上，根据行为人是否有正当防卫的目的，一般都将防卫挑拨、互相殴斗等情形排除在正当防卫行为之外。所谓互相斗殴，是指双方都有非法侵犯对方的意图而发生的互相侵害的行为。由于互相斗殴的双方主观上都有加害对方的故意，都是不法侵害，所以不存在侵害者和防卫者之分。同时，由于双方都不具有正当防卫的目的，因而无论谁先谁后动手，都不能认定为防卫行为。本案中，郑水良向姜方平父亲姜良新挑衅，显然是不正当行为（互相斗殴、防卫挑拨不能认定为正当防卫）。但此挑衅行为尚未形成实在的对姜良新的不法侵害。姜方平在此时寻找郑水良并准备好菜刀，反映了其滋事斗殴的故意。在斗殴中，虽然郑水良先动手打姜，该行为显系不法行为，但姜方平后动手打的行为也并不是防卫行为，而是斗殴行为的另一组成部分，因而也是不法行为。即使如被告人姜方平在一审庭审时所说的，其伤害郑水良是在受到被害人郑水良一家围攻殴打时才拔刀还击的，也不能认定姜方平的行为属正当防卫。因为，斗殴并不是一定要双方一对一的，一方人员多一些，另一方人员少一些，仍可以构成斗殴。关键是姜方平是主动地去与郑水良方对打，还是被动地在其受到郑水良殴打时进行还击。显然，姜方平主动寻找郑水良，反映了其内心的斗殴故意，而藏匿菜刀更是其主观故意的进一步彰示。换个角度看，姜方平到郑水良家未找到郑而走开，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其放弃斗殴的故意，此时，如果其受郑水良等人的殴打而还击，则可认定为正当防卫；二是存在继续寻找郑水良以进行斗殴的故意，而后来其到叶小飞家取菜刀的行为则是这种故意的表现。因此，郑水良的先行殴打行为虽是非法的，但却只是斗殴实际发生的直接条件，并不违背姜方平的斗殴意愿。因此，姜方平的行为性质系斗殴而非防卫。
（三）自动投案后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的，应认定为自首。
案发后，被告人姜方平因其被郑水良之女砍伤而去医院治疗，委托其姐代其向公安机关投案，这一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对此，一、二审法院都作了相同的认定。
归案后，姜方平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对于案件的事实均作了与指控一致的供述，而在一审庭审中，却辩称，其用刀砍伤郑水良，是在受到被害人郑水良一家围攻殴打时才拔刀还击的。而在此之前，其一直供称是在受到郑水良一人的殴打时就拔刀还击的，郑水良家人郑华仙是在其砍伤郑水良后才赶到的。据此，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姜方平的行为系翻供，因而不能认定为自首。
这里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翻供，二是如何理解如实供述主要罪行，三是如何理解翻供与正当辩解的关系。
认为姜方平对其砍击郑水良的原因作不同供述就是翻供，属不如实供述的理由是，如果其在一审庭审中的辩解成立，那么，因姜方平在一人受到多人的殴打时才还击，就应当认定姜方平的行为系正当防卫。这种理解是混淆了斗殴的实质内涵和外在形式的关系。对此，前面已作了分析，认定是否属于斗殴，不能仅以人数来判断，而应看双方的主观故意。实际上，无论是否采信姜方平在一审庭审中的辩解，都无法认定姜的行为属正当防卫。因此，姜方平的供述变化并不影响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认定，也不影响对姜方平行为性质的认定。而所谓翻供，应当是就犯罪构成的主要事实先前作了承认而后进行否认的行为，对不影响犯罪构成的次要事实先后作不同的供述不能认定为翻供。本案中，姜方平砍击郑水良是因郑水良一人殴打姜方平还是郑水良一家殴打姜方平，并不影响对姜方平故意伤害罪事实的认定，姜方平对此作不同供述，是非根本性的，不能认定为翻供。
（供述变化不影响案件主要事实认定的，不能认定为翻供）
本案中，被告人姜方平自归案后到二审庭审结束，对其于2001年7月15日在航埠镇莫家村用菜刀砍伤郑水良的事实，一直没有否认。而这一事实则是确认其行为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基本事实、主要事实。不能因其对非重要案件事实的供述有变化就否定其如实供述主要案件事实的实质。对本案之所以会在姜方平是否构成自首的问题上作出不同的认定，不仅反映出对翻供与如实供述的不同认识，也反映出在司法实践中，对待被告人的正当辩解权问题的不同理解。
首先，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能认定为翻供。在现代诉讼注重程序公正的前提下，赋予和保护被告人的辩解权，既是各国的普遍做法，也是我国刑事司法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应当认识到，现代诉讼文明中，如实供述与被告人行使辩解权并没有根本的冲突。那种将两者对立起来的认识，乃是观念上的缘由，也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在解释何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时指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这里之所以规定是主要犯罪事实而非行为性质，其原因在于对行为性质乃至对法律的认识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埋解。无论被告人将其犯罪行为辩解为无罪（认识上的无罪而非事实上的无罪）或将此罪辩为彼罪，还是将其行为辩解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都属于对行为性质的不同认识和理解，不能因此而轻易地认定其翻供。实际上，是否属于正当防卫，最终是司法裁定的问题。合议庭讨论时，也未必意见相当的统一，因此，要求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性质作出与判决结果一致的判断，确实是勉为其难。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之所以有效力，从理论上说，源于法官的理解，是凭着对法律精神和社会价值取向的诚挚理解；从实践上说，源于法律赋予法官的权力。而这两点，被告人都没有。
（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能认定为翻供）
其次，被告人对司法机关作了前后不同的供述，也不能轻易地认定其翻供。这里涉及到对客观事实的认识是否正确的问题。被告人对事实的认识，虽为自己所亲历，却未必完全客观正确。这一点，已为审判实践和多个学者所进行的试验所证实。就本案来说，姜与郑是一种互殴行为，虽然证据表明发生斗殴是郑水良一人先动手而不是郑和其家人一起先动手，但姜方平基于一种对法律的肤浅认识和朴素理解，认为郑先动手，其家人又参与对其殴打，自己后动手就属于正当防卫。没有认识到斗殴人数的多与少以及谁先动手并不必然地影响到其与郑水良的行为系互殴的性质。尽管可以根据相关证据确定姜方平对这一非主要事实的辩解系狡辩，但实际上也不能彻底排除其在记忆上的误差，毕竟，姜方平砍击后，郑水良的家人郑华仙用菜刀砍伤了姜方平，而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能以姜方平对法律、对事实的认识有差异，就认定其翻供。
（被告人对司法机关作了前后不同的供述，不能轻易认定为翻供）
再次，一般来说，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确实体现了被告人的悔罪心理，但是，悔罪表现与被告人行使辩解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具有悔罪表现，表明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有所减小。在审判实践中，有种认识将悔罪视为被告人的一项义务，这仍然属于将被告人作为诉讼客体和对象的观念下所形成的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在权利社会的结构状态下，应当认为，被告人表示悔罪，其实质也是行使权利的一种方式，是被告人意图通过实施“悔罪”而达到从轻处罚的目的，因而可以视为“请求从轻处罚权”的内容之一。而被告人行使辩解权，不仅仅是在行使刑事实体上的权利，更是在行使刑事诉讼上的权利。因此，被告人悔罪与行使辩解权同属行使刑事诉讼权利的范畴。两项权利之间并不互相排斥。如果以被告人行使了辩解权就认为其无悔罪表现，无疑是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变相剥夺。
（悔罪表现不排斥辩解权的行使）
综上所述，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改判是正确的。
（执笔：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陆建红
审编：李燕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