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运输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无论是从境外走私的毒品，还是在境内加工制造的毒品，在进入毒品消费终端时都有一个流通的过程。这个流通有的是一步进入消费市场，有的则是层层流转之后才进入消费市场。毒品有运输流通，就有移动行为。但是，移动毒品的行为不一定就是刑法规定的运输毒品罪。实际移动毒品的行为，有的是为了流通贩卖牟利，有的是为了获取报酬帮助他人运输，有的则是吸毒人员自购或托购，还有的是为了逃避侦查而转移运输毒品等。如何对这些移动毒品的行为进行定罪，关键在于要准确把握实施运输毒品行为的犯罪目的、动机，以及运输毒品行为与其它事实行为的关联性。[4]如果仅仅依据运输毒品的行为，就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运输毒品罪，是典型的客观归罪做法。
按照刑法通说，毒品犯罪侵犯的是双重客体，即国家对毒品的管制和社会公众的健康。也有人提出，为便于对毒品犯罪构成的研究和罪名的区别，毒品犯罪侵犯的客体仅是公众的健康权。[5]结合毒品犯罪的特性，以及犯罪行为关联性的分析，运输毒品是整个毒品犯罪牟利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运输毒品犯罪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非法利益，这是与非法持有毒品罪和转移毒品罪最为显著的特征。
非法持有毒品罪是在查不清毒品的来源和去向，又无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其它毒品犯罪行为的，在数量较大时，因其侵犯国家对毒品的管制具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而予以定罪处罚，也可以讲是毒品犯罪行为的兜底条款。吸毒人员托购或自购毒品，在运输途中被查获的，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的南宁会议已经明确为系非法持有毒品。实践中比较难掌握的是运输途中查获的毒品，因仅有被告人供述吸毒和尿液检查，有的连抓获时的尿液检查也没有，无其它证据进一步证明购买的毒品是用于自吸，但又无法查清毒品的去向等，此时在罪名认定上比较困难。有的法院是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如2007年《人民法院报》公布的四川高院终审的一则案例，在运输途中查获海洛因800余克，被告人供述是用于自己吸食，又无其它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其它毒品犯罪行为，从有利于被告人角度出发，四川高院以此定罪。有的法院则不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认为被告人携带大量毒品在运输途中被查获，查获的毒品用于吸食仅有被告人的供述，无其它证据佐证，所以，仍应定运输毒品罪，否则不利于打击毒品犯罪。
如何理解和把握南宁会议精神，笔者拟再举一个案例。被告人王娟系陕西人，从内地来到云南省临沧市某边境小城，花两千元购买了20克甲基苯丙胺（冰毒成份含量很低，一般不超过5％），后在返回途中被检查站查获。一审定运输毒品罪，被告人上诉，二审法院改判为非法持有毒品罪。为什么改判一是鉴于本案的证据，有尿检证明被告人吸毒，且被告人始终供述购买的毒品是用于自吸。二是鉴于被告人实施的具体犯罪情节，从内地来到这里购买贪图便宜，购买毒品的资金和数量较为符合吸毒人员的客观实际情况。因此，综合判断分析，临沧市中院认为被告人属于吸毒人员自购运输，应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现实中有吸毒者自购或托购运输毒品的客观情况存在，但是，为避免被告人利用法律漏洞，防止吸毒人员大量购买毒品以贩养吸。在运输途中查获毒品数量较大的，远远超出吸毒人员购毒资金能力和吸食量的，即使是吸毒人员，也应综合审查，不宜机械地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6]如何把握吸毒人员的资金能力和吸食量，实践中有点难以操作。云南高院有观点提出，吸毒人员携带运输毒品海洛因在一定克数以内的，且无证据证明有其它毒品犯罪事实的，可以非法持有毒品罪予以定罪。
转移毒品罪也具有移动运输毒品的行为特征，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罪名，此罪侵犯的客体是司法的公正性。转移毒品罪的犯罪对象特定，依附于走私、运输、贩卖、制造毒品等主罪，犯罪的目的是帮助毒品犯罪分子逃避侦查，转移毒品的行为发生在其它毒品犯罪行为之后，且事前没有通谋。[7]转移毒品罪与运输毒品罪从表象看，都有移动运输毒品的行为，似乎没有什么差别。通过犯罪构成的分析，两者之间却存在天壤之别。转移毒品罪按照立法体系应列入妨害司法罪这一节，但是，由于立法者考虑从严惩处毒品犯罪行为，以及保持毒品犯罪章节的统一性，故将此罪纳入毒品犯罪这一节中。司法实践中，我们应注意区分转移毒品罪和运输毒品罪，以防止轻罪认定成重罪，或重罪认定为轻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