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事逃逸，为国人不齿。但很多肇事者在事发几天后去自首，反而得到法律的宽大，获得了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待遇。笔者以为，肇事逃逸者又自首的，应当谨慎动用刑法第67条规定，一般情况下，虽有自首情节，也不应对其从轻减轻处罚。
肇事之后所以逃逸，不外乎如下的动机：
1、由于害怕而逃逸（害怕对方家人对其加害、害怕被公安机关处理等）；
2、由于酒后驾驶，为防被测酒而逃逸；
3、逃逸的目的还可能为了找关系，为到相关职能部门找关系争取时间；
4、有侥幸心理，认为事发野外，逃逸了就不会被发现；
5、有的是为阻碍破案而破坏现场后逃逸的；
6、面对严重的后果，为逃避刑事责任或者逃避巨额的赔偿责任而逃逸；
7、、其他原因。
以上的原因使得肇事逃逸现象频频发生。
肇事逃逸，看似小事，但却能引发严重后果。综合近几年我们见到的此类案件，笔者认为肇事逃逸会引发如下后果：
1、 因为逃逸，无法认定其是否酒后或者醉酒驾驶，给责任认定带来困难；
2、 因为逃逸，现场大都被破坏，给公安机关认定基本事实带来困难。且逃逸者大都受到专业人员的指导，会作出严重偏离客观事实的描述；
3、 因为逃逸，会延误对伤者的救治和对财产的挽救，甚至导致伤者的死亡；
4、 因为逃逸，引起受害人家属的愤恨，给事故的处理带来难度，还可能带来社会问题；
5、 为抓获逃逸者，公安机关付出很大成本，增加了纳税人负担。
由于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是基于事实和法律，因此事故认定并不因为逃逸而改变责任划分，更明确地说，逃逸者并不当然负事故的全责或者主责，逃逸的成本并不是很高，如果逃逸成功还可能不负任何责任，故，逃逸现象并不在少数。
肇事逃逸后又主动投案者，大有人在，自首后不仅可以得到法律的宽大，逃逸恶行也可以一带而过。著名案件药家鑫案中也有自首情节，可恶的药家鑫，在肇事之后又对受害者剌了八刀，致受害者死亡，然后逃逸，几天后又自首。此案受到网民和媒体的空前关注，庭审过程中辩护人从自首、初犯、赔偿、激愤、慎用死刑等方面入手，极力请求对药家鑫从宽处理，留其生路。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药家鑫死刑，药家鑫不服一审判决，向陕西省高院提起上诉，省高院认为药家鑫在作案后第四天由其父母带领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但药家鑫开车将被害人撞倒后，为逃避责任杀人灭口，持尖刀朝被害人胸、腹、背部等处连续捅刺，将被害人当场杀死，其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属罪行极其严重，虽系初犯、偶犯，并有自首情节，亦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对其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故裁定驳回药家鑫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药案”给我们很多启示，启示之一，本案如果不是网民和媒体们的严格监督，案件的审理结果就会走样。因为药家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一些学者也加入了对药家鑫同情的队伍中，要求法院对其从宽处理，辛亏媒体和网民们的全程监督才不致“刀下留人”。启示之二，对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虽存在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也不应对其从宽处理。刑法第67条规定的自首只是“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而非“应当从轻处罚”的情节，对情节严重的犯罪，虽然存在自首情节，一般情况下也不应对其从轻处罚
肇事逃逸既为道德所禁止，也为法律所不容。目前我国刑法第133条对肇事逃逸只规定了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量刑，因而逃逸行为只是交通肇事罪中的加重情节（普通交通肇事罪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有逃逸情节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理论工作者建议在“交通肇事罪”外再加上一个“逃逸罪”，以遏制肇事逃逸现象的层出不穷。笔者认为另外立罪没有必要，因为肇事逃逸是一个行为的延续，并非两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当务之急是对肇事逃逸后又自首的行为作必要的规范，让自首的情节归于无效，方可制止以法定情节遮盖逃逸的做法。试想，普通肇事罪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肇事逃逸后是三年以上七以下有期徒刑，但如果有自首情节，又可以回到三年以下，就是说由于有了自首情节，挑战人们道德底线的逃逸行为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且，由于逃逸，现场被破坏，逃逸者可能在责任认定中讨巧。因此，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的解释，明确规定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如果逃逸后又自首的，一律不得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样一来，逃逸的成本就会增加，逃逸者一律在三年以上量刑，逃逸者和不逃逸者的差距就出来了，司驾人员在比较的过程中会逐渐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遇到交通事故应当立即报案并抢救受害人，逃逸不仅不能逃脱惩罚，反而会面临更重的刑罚。故而，由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作专门解释，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