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聚法案例、无讼等裁判文书网站，以“浙江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为关键词，剔除一些执行案件，共搜集到浙江省内121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裁判文书（截至2021年1月17日），其中包括3份裁定书，剔除中间1份已统计的一审判决书，有效裁判文书数量为120份。笔者通过设置强制措施的适用情况、刑罚结果、量刑情节等统计要素，对上述120份裁判文书经过逐一阅看、核对、列表记录，形成了一份较有针对性的量刑简报。现通过上述案件及整理的数据，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浙江省内的具体适用情况，以及强制措施适用、缓刑适用、量刑基准等情况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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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分布及一些显性特点
通过120份裁判文书可以看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主要爆发在2019年下半年至2020年。以裁判文书的案号作为时间要素，在2016年仅有2个案例，分别为（2016）浙0604刑初1032号和（2016）浙0726刑初968号；2017年有3例，2018年有2例，2019年有8例，2020年则高达105例，可见2020年的帮信罪案件数量占比达到了87.5%。所以，这一数量分布上的悬殊差异，也与2020年集中大力打击帮信犯罪有着莫大的关系。
在涉案人数上，在前述的120起案件中，共计涉及人数237人，其中涉及人数最多的一起案件是10人，即慈溪市人民法院的（2020）浙0282刑初993号案例。
在案件的地区分布上，浙江省地区仅有慈溪市（17起）和富阳市（12起）的案件数量超过了10起。通过该两地区的裁判文书发现，其中部分案件中的涉案人员，大多属“同案犯”，即多人为同一上游犯罪人员或同一中间商实施相应的帮助行为。
在案件的大致类型上，在上述120起案件中，超过70%的案件可归属为“两卡”类案件，即相关被告人所实施的行为大多是对外出售（提供）银行卡（包括对公账户、支付宝账户或微信账户）或电话卡。而在所提供帮助服务的上游犯罪上，也集中分布于电信网络诈骗或网络赌博平台相关犯罪。
此外，在涉案人员的年龄段上，虽笔者未就每案被告人的年龄作细项统计，但大多数案件中涉案被告人的年龄在1995年前后，可见此类犯罪趋向年轻化，也足以引起重视。
-2-强制措施的适用情况
在实务中，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强制措施的适用情况，主要是针对取保候审和逮捕而言，可以说是并无明晰的界分标准。当然这也不稀罕，因为在我国刑事实务中，在常规情形下，对于哪些案件可以取保候审本就很难找到一个标准。
通过对前述120起，涉及237人帮信罪案件裁判文书的梳理统计发现，其中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与羁押措施（逮捕）的适用，并无规律可言。关于不同强制措施的占比，其中取保候审的适用率为37.55%，逮捕的适用率为54.43%，超过一半，监视居住的适用率为2.95%，其他2人（包括1人不明和1人不宜公开）。具体数据详见下图：
需要予以说明的是，上述数据中的拘留10人，系在富阳地区的案例中，有10起刑事速裁程序案件，相关案件均在法定的拘留期间内结案，故强制措施一直是刑事拘留。
此外，在上述取保候审的89人中，有13人后变更为逮捕，近15%的转化率，所以取保候审并不代表不会被逮捕，仍有可能被收监羁押。在监视居住的7人中，有1人取保候审，1人后被判处缓刑，5人变更为逮捕。而被逮捕的129人中，仅有6人变更为取保候审，1人变更为监视居住，转化率仅有5.4%，所以这也印证了逮捕后的取保候审，本身的难度系数大、可能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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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信罪的缓刑适用情况
针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单一量刑，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刑罚设置，本就符合了缓刑适用的刑罚条件。但是，对于这个“新型”网络犯罪，我也经常被当事人和家属问到，“能不能缓刑”的问题，面对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咱们就直接看司法裁判的数据吧。
1.关于缓刑适用的整体情况。通过笔者的梳理，在上述120起、涉及237人的帮信罪案件中，直接适用缓刑的案件有58起，涉及96人，缓刑适用率为40.5%，也就是说，实刑的适用率接近60%。其实，近四成的缓刑适用率，相对来说还算不错。但实际上，却也并没有众多咨询者看起来的那么“简单轻松”。
2.逮捕后的缓刑适用情况。逮捕并不等于不能适用缓刑，但相对来说，其可能性非常之低，所以逮捕后仍能在最后判处缓刑，在司法实务中也基本可以算作难度系数较高的一种操作了。结合笔者搜集的120起生效裁判案例及236名涉案被告人，对于逮捕后仍能直接适用缓刑的案件仅有（2020）浙0111刑初372号、（2020）浙0802刑初70号两起案件，涉及3人。
而逮捕后变更为取保或监视居住，继而适用缓刑的则有（2020）浙0281刑初959号、（2018）浙1124刑初168号、（2020）浙0782刑初1053号、（2020）浙0881刑初401号、（2020）浙1126刑初134号等五起案件，涉及7人。
换言之，对逮捕后仍能适用缓刑的仅有10人，所占比例仅为4.24%。可见，在帮信罪中，想要在逮捕后为涉案当事人争取缓刑，着实难度较大。
3.取保或监视居住后的缓刑适用情况。对于取保或监视居住的涉案人员，如前所述，在取保候审的89人中，有13人变更为逮捕，且后均被判处实刑，其余的76人被判处缓刑；而监视居住的7人中，有2人被判处缓刑。换言之，取保或监视居住后能适用缓刑的有78人，缓刑适用率约为81.25%。所以针对取保候审人员，该罪的缓刑适用也并非百分之百的“可以缓刑”，不得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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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刑罚适用及分布情况
关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虽然刑法仅规定了单一量刑档，但其在具体适用上，也自然可以予以划分。笔者初步以刑期跨度作为划分根据，将其分为四类：拘役刑、一年有期徒刑以下（6个月≤刑期≤1年）、一年至两年有期徒刑（1年＜刑期＜2年）、两年及以上有期徒刑（刑期≥2年）。
为区分不同情形，在包含了已适用缓刑的人员的情况下，237名涉案被告人中适用拘役刑的有17人，具体刑期为六个月至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有143人，刑期为一年至两年有期徒刑的有71人，刑期为两年及以上有期徒刑的有5人，不宜公开的1人。具体占比数据详见下图：
此外，在不包含适用缓刑人员的情况下，以直接判处实刑的数据来看，237名涉案被告人中适用拘役刑实刑的有2人，具体实刑刑期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有85人，实刑刑期为一年至两年有期徒刑的有48人，实刑刑期为两年及以上有期徒刑的有5人，不宜公开的1人。正如前所述，实刑适用人数140人，实刑适用率为59%，接近六成。
通过上述数据（包含缓刑人员）可以看到，帮信罪的刑罚适用及刑期分布，主要集中在“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和“一年至两年有期徒刑”两个量刑幅度内，刑期超过2年的，仅有5人，主要是在（2020）浙10刑终445号、（2019）浙07刑终445号、（2019）浙0727刑初184号、（2020）浙1023刑初278号、（2017）浙0702刑初437号等5起案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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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信罪的量刑参照之小议
前述的数据展示，仅是从120起案例的整体刑罚分布的横向角度，做了一番梳理统计，但从律师辩护的视角来看，还是需要多视角来看待影响帮信罪的量刑因素，虽然现存诸多案例在量刑上并不协调，但在辩护中争取实现同类案件的量刑协调，让法院实现准确量刑，也是辩护的要义之一。
在此类案件中，较为显性的量刑要素有自首情节、全额退赃、主从犯区分等。如以自首情节为例，笔者也对前述数据简单作了筛选，在前述237名涉案被告人中，存在自首情节的有23人，该23人中成功取保候审的有16人（包括监视居住后取保1人），拘留期内结案2人，而这些自首人员中适用缓刑的也有16人，适用率达到70%。
但不得不引起关注的，则是帮信罪的量刑参照。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帮信罪需满足“情节严重”方可入罪，而其中较为常见的情形有：（1）为三个以上对象提供帮助的；（2）支付结算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3）以投放广告等方式提供资金五万元以上的；（4）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5）被帮助对象实施的犯罪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形。
可是，落实到具体个案中，在满足了入罪条件之后，又该如何在量刑上予以类案协调，显然并不简单。以支付结算为例，结算金额达到20万才入罪，或者违法所得达到1万也可入罪。可是在具体个案中，往往在只满足一个条件时，裁判者可能并未关注获利均不足的“类似情节”，故在量刑上单纯以获利高低苛以刑罚，未讲究一个“对等原则”。
比如在前述整理的案件中，以富阳区人民法院的（2020）浙0111刑初848号和（2020）浙0111刑初843号案件为例，涉案被告人均系对外出售银行卡，且前案涉资金流水557万余元，后案涉资金流水513万余元，落实在量刑上，前案被告人为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而后案被告人为有期徒刑1年10个月，缓刑2年。而案涉资金流水，显然是前案大于后案，可在具体量刑上，反倒是后案重于前案。即使两案中各被告人获利有所不同，但也都未超过1万元。
按照笔者前述的“对等原则”，在两案均符合同样的一个入罪情节，且获利均未突破另一入罪条件的时候，这种量刑上的“悬殊”，难免不被人诟病为“不协调”，即使它并不违反该罪的法定量刑。
其实笔者所搜集的案例中，此类问题并非个例，且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囿于此文篇幅已较长，此处便不详细展开。以后有机会，也会再行文探讨。
